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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受访时则形容，内地官媒正试图通过强硬抨击个别人物，展开更明确的“定点打击”和责任归属，让民众知道这些人必须承担责任。责任编辑：张义凌2003年徐光开始任职周口市委副书记，2006年任周口市长，2011年任周口市委书记，先后主政周口长达11年时间。任职周口市时，曾力推“平坟复耕”，引发舆论关注。

那么，怎样解决救灾物资紧缺问题呢？经济问题不外乎供给与需求问题，解决办法同时在供给与需求两端发力，这需要政府与市场进行很好的配合。一、供给刺激要调动救灾物资生产部门的生产积极性，就要让它们在不涨价的前提下有利可图，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？此时财税政策大有可为。一是补贴政策，例如可以对厂商生产口罩时，按平时销售价格一定比例予以补贴；二是税收优惠，对相关生产企业予以减免税收的优惠。两种措施都能保证既稳定商品价格又能让厂商赚到钱，比较来看，补贴政策见效快，可以在灾害一发生时就发出信号，而税收政策因为只能在企业有税的前提下才能让其感觉到好处。同时，为打消厂商灾情结束后供给过剩的担忧，政府可以宣布对过剩商品予以收储。

Q4､注射了艾滋抗体阳性的血液制品有何健康风险？艾滋抗体阳性意味着在生产过程中灭毒不彻底，有一定的感染风险，但并不等同于一定会感染艾滋病。注射剂本身经过了灭毒环节，出问题的批次产品灭毒不彻底，但含毒量不高，感染风险比普通人暴露于艾滋病常见感染途径的感染几率要小得多。

现任光点资本合伙人的符正曾参与收购多起传统项目，如今专注新型消费、文娱等典型的新经济领域，他对巴曙松的观点感触颇深。符正告诉36氪，除去一些强周期性行业，PE机构常用的估值模型（DCF、可比估值法等）对线下消费、零售、连锁教育等传统公司来说，运用已经非常成熟，“甚至可以说预测的精准度是比较高的”。但新经济公司（尤其是消费互联网项目）普遍存在投入、产出、发展拐点等方面的不确定性，且没有完全可对标的公司，其估值模型往往是“量体裁衣”的。

“从这个角度讲，也不能绝对迷信利润数据，还要透过利润，看到每家企业、金融机构在形成利润过程中有没有做过别的处理，比如银行核销力度大不大。如果核销金额很多，说明是挣钱的，不过要拿挣的钱去核销以前的不良贷款，弥补以前出现的问题。从目前的情况看，商业银行都在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和核销的力度，把挣的钱拿来核销以往积累起来的不良，所以净资产利润率增长不像以前那么快。”赵锡军说。

在刚刚披露完毕的半年报中，上述银行的总体资产质量均出现改观，不良率全部下降，降幅在0.01至0.13个百分点之间。“信用卡、消费贷业务竞争加剧，准入门槛有所降低。”银行业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，经济、金融形势的不确定性、共债风险上升等外部因素，导致消费金融全行业的风险上升。